中國經濟網編者按：2015年全國電影總票房為440.69億元，比2014年增長48.7%，創下“十二五”以來最高年度增幅。2015年中國電影市場無論是票房、觀影人次以及其他各種數據都是在不斷創新高的興奮、乃至亢奮中度過的。有數據顯示，結合我國電影票房在2013-2015年分別為27.51%、36.15%和48.7%的環比增長率計算得出，這三年間我國電影票房的平均增速為37.45%。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中國電影市場將超越北美電影市場成為全球第一大電影市場。中國經濟網文化產業頻道特約專傢、中國電影傢協會秘書長饒曙光系統地梳理瞭最近幾年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現狀，同時對處在經濟轉型期的中國電影產業也提出瞭一些問題和建議，無論如何，中國電影安身立命的根基是當下豐富多彩的生活和悠久的文化傳統。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轉載請註明來源。
在一次講座中，作為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發展中最低調也是最顯赫的親歷者、探索者和領跑者的江志強，卻篤定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還並沒有真正到來。展望“十三五”，江志強樂觀預期，未來五到八年，中國電影將具備3000億元乃至更大的市場規模。由於沒有深入瞭解江志強先生做出如此預估的根本思路、具體路徑以及所借用的統計學原理，因而也就很難對這個問題進行細致的分析和討論，但一向保守謹慎的江志強先生做出如此大膽預測，顯然有著多方面的強大背景支撐。其中，國傢層面政策扶持的意義與效力更是毋庸置疑的。
一、經濟轉型期的國傢政策扶持
當前中國正處於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而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支柱性產業則是經濟轉型的重要目標之一。此時,電影產業作為最具活力、潛力和競爭力的文化產業類型，促進其有序、有效以及系統性的升級換代迫在眉睫，時不我待。為確保中國電影從大國走向強國，必須著力於將當下“粗放型”的生長方式轉變為“精耕細作”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的新理念。2015年《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的出臺則是對這種需求的正面回應。
從1984年中國電影法初稿第一稿誕生，到2010年確定為《電影產業促進法》，再到2015年草案首次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提請審議，我國電影的立法過程同時也見證著中國電影發展歷史中極不平凡的一段。圍繞《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中國電影傢協會曾特意召開座談會，就此草案的命名，也即“電影產業促進法”而非“電影法”或者“電影促進法”也展開瞭深入討論。與會者一致認為，新時期以來，電影產業迅猛發展並且出現瞭加速度發展態勢，為轉型中的我國經濟做出瞭卓越的貢獻。但事實上，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目前依然處於成長階段，從管理層面特別是宏觀調控層面，需要政府從采取各種政策、手段和措施來進行推動、促進和規范。
整體上看,電影產業化改革十多年以來，我國電影市場的硬件指標呈現出跨越式增長，觀影人次和票房數更是水漲船高，連續多年保持30%的增幅，2015年接近瞭50%。遙想剛剛加入世貿組織後的第一年(2002年)，中國電影市場的票房總收入從2001年的8億元增加到瞭9億元；2003年的票房收入為9.5億;2004年，中國電影國內院線票房收入達到瞭15億，增長瞭50％以上,其中國產影片貢獻出8億元的票房成績，超過瞭當年進口片的票房收入……不過，助推當時電影發展的無疑是極少數的像張藝謀、馮小剛等名導演的大制作。
另一方面，自電影產業化改革以來，伴隨著中國電影在爭取票房收益以及鞏固國產片市場份額占比等方面取得的階段性勝利，美國好萊塢也在中國電影市場的迅速膨脹中獲利頗多。事實上，好萊塢已經擁有相當穩定的北美市場，而海外的增長型市場才是其重點關註的對象。發展態勢迅猛且仍有巨大提升空間的中國電影市場無疑是增長型市場中最具代表且最重要的一個，因而也是好萊塢計劃中必須首先爭奪、攻占的一座巨大“富礦”。尤其是近幾年來，好萊塢電影中頻繁出現的中國元素更是集中流露出好萊塢對中國電影市場的青睞與垂涎。但無論如何，“分賬片”以來，中國電影產業畢竟是在各種各樣的“內憂外患”中逐漸成熟起來。此時此刻，我們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即將到來的2017年或許又將成為中國電影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轉折點：一方面，根據業內人士預測，屆時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的電影市場；另一方面，國產電影市場將面臨全面開放的巨大考驗，好萊塢全線壓境的挑戰也必定是前所未有的。
面對喜憂參半、矛盾疊加的內外境況，筆者十多年前在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中國電影資料館）工作時，對“適度成本的主流商業類型電影”的倡導與討論或許仍然有其當下參考意義和價值。在中國電影產業不斷提升的同時，面臨的問題、難題越來越復雜，挑戰也會越來越大，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有賴於政策層面的扶持以供給足夠寬松、包容的發展空間。因而，中國電影產業亟需法制的引導和規范，通過對電影市場的高效管理並最大限度地保障從業者的合法利益，來保持中國電影產業的內生增長動力，激活其對外競爭力。所以，此次《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的正式出臺無疑令所有電影人都看到瞭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此外，要真正理解國傢政策對中國電影的全方位呵護和支持，大傢還必須認真地閱讀國務院已經通過、準備提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例如草案將“互聯網、電信網、廣播電視網等信息網絡”視作電影傳播的合法渠道；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將本行政區域內的電影產業發展納入當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指出國傢將“實施青年電影人才扶持計劃”；確立“具有與所從事的電影放映業務相適應的人員、場所和設備，並符合企業法人登記的其他條件的，經所在地縣級或者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廣播電影電視主管部門批準，可以設立電影院”等等。草案首次肯定瞭“互聯網+”背景下的資本推動、跨界新生代，特別是小城鎮等電影驅動力，並明顯表示對這些電影新勢力的扶持和保護。針對當前中國電影發展中一些持續爭論的問題，本次出臺的草案雖未給出直接解決策略，但也做出瞭積極的嘗試,比如草案對拍攝門檻的降低和審查程序的精簡，相信定能促成更為豐富、活躍、充滿想象力、創造力的創作和生產局面。
事實上，2015年最新出臺的這部《中國電影產業法（草案）》帶給上述電影產業各方面的利好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同樣也與中國社會多方面的語境轉換發生著有效互動。
1、“小城鎮電影”與“小鎮青年”
2008年，筆者曾參觀廣州中山市剛成立不久的大地院線，該院線負責人介紹說他們將主要把目光鎖定在中小型城市。結合當時的電影觀眾群體幾乎全部集中在北、上、廣、深等幾個特大城市與極個別省會城市這一狀況,筆者不免擔憂該院線的發展前景。但令筆者以及業界所有專業人士吃驚的是,短短幾年之間,大地院線就完成瞭由戰略發展期到瞭戰略收割期的過渡，廣東大地“2012年票房收入全國排名第6，2013年以15.8億元票房一躍為全國第4……在院線建設和票房增速兩項指標上 ，廣東大地已連續三年排名全國第一。”其先知先覺之佈局的確令人嘆服，然而這也不過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一個側面反映。
有人曾經指出，二十一世紀世界經濟的兩大引擎是美國的高科技和中國的城鎮化。張占斌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由於我國經濟有巨大韌性、潛力和回旋餘地，在我國真實的城鎮化率未達到峰值以前，保持中高速增長是可以期待的。”張占斌對中國總體經濟新常態的分析相一致，正在中國大地上不斷推進的城鎮化轉型也為電影的發展帶來瞭巨大的想象空間和刺激因素，但城鎮化轉型的加速與隨之帶來的不適應感，也同樣體現在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當中。有數據表明，隨著一線城市影院建設的逐漸飽和，影院投資正逐漸朝向二、三線甚至是四線城市流動，與此同時，隨著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不斷完善，我國農村電影放映工程也在不斷推進。農村放映從室外放映向室內放映轉變，由流動放映向定點放映轉變，由向農村居民服務向進城的農民工服務升級。農村電影放映的質量提升，也為三四線城市提供瞭更多的觀影人群。正如該草案所指出的那樣，如今中小城市、尤其是小鎮青年成為瞭中國電影新的增長點，小鎮青年觀影族群作為中國電影新的觀影族群，為中國電影、尤其是中國電影市場註入瞭源源不斷的動力、活力，且在一定時期內將維持這樣一種不斷遞增的趨勢。
在電影作為我國主流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和“小鎮青年”對電影市場的貢獻日益明顯的雙重共識下，《中國電影產業法（草案）》自然將目光偏向瞭中國電影市場中的“小鎮”一隅。
2、 “網生代電影”與“互聯網+”
“中國互聯網發展已經二十年，特別是最近十多年，每年互聯網的普及率都在高速增長，現在中國已經達到 6.32 億互聯網用戶，超過五億的移動互聯網用戶，用戶規模遠遠超出看電影觀眾的規模。目前，全年電影觀眾的總人次才剛剛超過六億，而互聯網六億多用戶每天平均使用互聯網的時間超過三小時。”基於這樣一種現實社會文化語境，加之當年美國視頻網站公司“奈飛”憑借“大數據”投拍的《紙牌屋》所獲得的巨大成功帶給中國電影業的諸多借鑒意義，因此，2013年被認為是中國電影的“大數據元年”。“當下普遍認同電影行業的大數據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受眾大數據（觀眾對演員的認知、觀眾的社交行為分析、觀眾的定位分析等）、內容大數據（測試預告片、片名和海報等宣傳期待值等）、渠道大數據（新型傳播路徑的研究、商圈影院受眾觀影行為等）。”此外，“電影制作、營銷公司、院線也越來越多地在評估項目、規避風險、優化劇本分析受眾、精準營銷、量化投資回報率等方面運用大數據。”因此，伴隨著“大數據”而來的則是跨界資本、眾籌等多種投融資模式的頻繁初現、提前點映和網絡售票與多屏觀看等全新體驗的層出不窮。
2014年暑假，以《老男孩猛龍過江》、《小時代》系列和《心花路放》等為代表的，或依據網絡受眾分析、或利用網絡營銷手段、或借助網絡投融資模式的高票房電影宣佈瞭“網生代電影”的真正到來。以廣為人知的“愛奇藝”公司由最初的電影產業鏈中放映端一躍躋身電影生產制作之列，不惜花費大量資金拍攝自制劇《盜墓筆記》、《鬼吹燈》等為例，電影產業鏈結構在未來必將呈現出“一種‘串聯加並聯’的混合模式，產業鏈最前端是各類型內容制作組織的並聯，中端是各類型渠道組織的並聯，而後端則是各類型終端組織的並聯，最終，內容、渠道、終端這三組產業組織的並聯則以串聯的形式連接起來並被傳遞到觀眾。”
基於上述一種趨勢，草案的出臺以及對“互聯網+”時代中國電影產業的扶持與保護則顯得如此必然和必要。
3、“小成本電影”與“新生代”
按照貓眼電影《2014-2015中國電影大數據深度解讀》分析，2015年我國電影觀眾中19歲到30歲的人群占比超過瞭50%，80後和90後已成為當前電影市場的最主要構成者，貢獻著絕大部分電影票房。而細分後的70後、80後與90後中，90後的崛起最受關註。一方面是因為90後作為電影市場的最新“闖入者”，另一方面則是例如購票環節等“互聯網+”時代所特有的新媒體特質與之具備著天然的親和性，從而有可能影響乃至決定很長一段時期包括接下來一段時期內中國電影的審美取向、類型建構以及題材內容等走向。因此，我們看到《小時代》系列、《後會無期》等一大批“新生代”電影應運而生，它們從最初的構思到最後的上映乃至衍生的後續效應都依托於網絡，使電影這門“昂貴的藝術”變成瞭“低廉的消費物”。它們卻無一例外地都順應著90後的“網生代”思維模式，呈現出文本的碎片拼接和電影性的弱化等特征，以及各種“粉”們所推崇的娛樂性和親大大眾性，間或夾雜著些許的媚俗性。
可是不管怎麼說，數據向我們有力地證明，“新生代”作為一群不可小覷的新型受眾主體，為轉型期的中國電影做出瞭不可磨滅的貢獻，因而，此次電影法草案的出臺也將這些“新勢力”視為自己的關註對象便顯得不再難以理解。
可以說，2015年《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的出臺的確是依托於逐步走向成熟的電影產業環境，然而它也反過來更加刺激和助推瞭中國電影產業的迅猛發展。根據“悅幕中國電影觀察”所顯示的數據來看，過去一年裡，我國幾乎每個小時內就會增加一塊新的銀幕，截止到2015年底，我國較之2014年同期共增加瞭8000多塊電影銀幕，在一、二線城市院線建設已經較為飽和的情況下，三、四線城市銀幕數的增長以及由此帶動的當地票房的激增，成為瞭推動中國電影票房再創新高的關鍵因素，也正因此，中國內地院線有望在三到五年內超越北美，成為全球第一大電影市場。
其實，認真回顧近幾年來國傢出臺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無論是針對電影本身還是聚焦社會文藝抑或是涵蓋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其中都不乏對電影全方位的涉及與關照，例如，“2014 年，伴隨著《關於支持電影發展若幹經濟政策的通知》出臺，銀行業向電影領域放大瞭開放的幅度，與電影產業開展瞭大范圍的合作，為電影產業提供瞭版權抵押、融資等多種形式的金融支持;科技方面，2014 年國傢投入 3 億元支持 6 傢國有重點制片基地發展，包括新興技術的升級改造，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的大背景下，以 BAT(百度、阿裡巴巴和騰訊) 為代表的互聯網行業也紛紛進軍電影界，參與到電影的制作、發行和放映等各個環節”；2015年10月1日開始實施的“專資新政”中，已經將“文化特色、藝術創新影片的發行和放映”納入重點扶持范圍；隨著“一帶一路”理念的不斷深化與開展，“新華社於今年（2015年）3月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明確將‘文化交往’作為 ‘民心相通’的重點開展對象，並進而使之成為加速‘一帶一路’實施的重要途徑和宗旨。文件指出，要在‘沿線國傢間互辦文化年、藝術節、電影節、電視周和圖書展等活動，合作開展廣播影視劇精品創作及翻譯，聯合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共同開展世界遺產的聯合保護工作。深化沿線國傢間人才交流合作’”；此外2015年12月19日，由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和國傢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主辦的“CFDG中國青年導演扶持計劃”（“青蔥計劃”也正式啟動，這一由政府發起、有政策扶持的計劃旨在為“新生代”青年導演的成長保駕護航。在“青蔥計劃”的啟動儀式上，張宏森說，“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千裡之行始於足下。中國電影已經走過瞭110年漫長的征程，青年人始終是電影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繼承者。國傢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作為‘青蔥計劃’的倡導者、支持者和強力推動者，已經撥付瞭1000萬元用於這項計劃啟動，未來還將陸續啟動各項政策並投入更多資金作為支持。”在這裡，張宏森的講話既是對不久前《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的一種呼應，也是像江志強那樣基於國傢政策層面對中國電影市場的未來發展所飽含的十足信心的一種體現。
二、經濟轉型、電影加速度發展及其它
然而，經濟轉型的加速總是伴隨著一定的不適應感，電影作為中國經濟轉型期的一項文化產業自然在受到多種政策以及市場庇護的同時難免為之做出削足適履之舉。因此，中國電影在與處在經濟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進行多方面磨合與適應的過程中，也顯現出瞭這一階段所難以避免的問題與矛盾。
1.“小城鎮電影”的相關問題
近年來，在官方政策的扶持和轉型期中國電影市場自身需求的帶動下，縣級城市的電影院建設可謂蔚為壯觀，這無疑讓更多地域的更多人群分享到瞭中國電影繁榮發展的豐碩成果。從總體上看中國電影的“小城鎮”策略，其成效是顯著的，意義也是積極的，這不僅僅體現在政治、文化層面，經濟層面更是如此。“小鎮青年”雖然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客觀上構成瞭電影受眾的新形態，使之逐漸被納入電影的視野范圍，然而其隊伍壯大之迅速顯然與大批縣級城市電影院的拔地而起有著直接、密切的關聯，在“小鎮青年”與“小城鎮電影”之間顯然存在著一種相互依存的共生關系。但是，“小城鎮電影”尤其是“小城鎮電影院”的發展卻面臨著諸多不容忽視的問題。首先，便是專業經營人才的匱乏：縣級城市電影院線的發展與中國城鎮化的全面實現實際上存在著時間和空間上的雙重“斷裂”，仔細說來，中國城鎮化的全面實現是一個並非朝夕的長線工程，而目前中國縣級城市影院建設的速度顯然遠遠大於中國全面城鎮化的真正到來，此外，中國城鎮化的轉型也必然遵循著區域開展的漸進步驟，而當下，建設、改造、升級中的小城鎮電影院幾乎遍佈整個中國縣級城市，但這些影院所必需的專業、專職人才其實是“無中生有”；其二，從長遠來看，縣級城市小鎮青年們的觀影熱情在經歷一段“報復性”的反彈期之後，必然會趨於冷靜、平穩，甚至可能由於其長期以來的藝術積淀不足和消費觀念滯後而呈現出對電影的一些淡漠反應。總而言之，小鎮青年們對電影熱情的信度、效度以及可持久性都有待時間的檢驗。一些擁有專業、專職經營人才的電影院相對而而言較為善於培育和調動小鎮青年們的觀影熱情，或已步入瞭良性發展的軌道，但仍有大量的小城鎮電影院存在著人員機制和觀念意識等諸多方面的短缺不足，且這些問題的有效解決同樣也並非朝夕。
2.“互聯網+電影”的若幹矛盾
從2013年“大數據”元年、2014年“網生代電影”元年到剛剛過去的2015年；從“現象電影”高票房和低口碑的巨大反差到“網生代電影”的“電影性”弱化和“互聯網性”彰顯，再到去年的“IP”之爭，伴隨著互聯網與電影的聯姻，二者間的矛盾也無處不在。
以不久前的“IP”之爭為例，短短一年間，IP開發在中國已經被演繹為一場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形記”，被建構成為資本狂歡的“新舞臺”。由於優質的先在“IP”或已擁有大量的累積受眾，因而能在最大程度上有效降低影視投資的巨大風險，所以自然會贏得眾多影視人的青睞。但貌似難以避免的是，急功近利的商業動機和受制於資本邏輯的創作思維無疑壓抑瞭原創的激情也壓縮瞭原創的空間，從而在根本上將逐漸泯滅原創的想象力和智慧。2016年是十二生肖年份中的“猴年”，據目前統計，將有23部關於悟空西遊題材的電影（包括真人電影和動畫電影）上映，盡管“西遊”無疑是中國電影的超級“IP”，但是否也該考慮一下如此頻繁出現和高密度存在的“猴哥”會不會終讓人產生厭倦？
在此，我們不能全盤否定“IP”的積極意義，畢竟它為作為產業、也作為大眾文化消費一種的電影帶來瞭新的活力與生機，然而對“IP”的誤讀與濫用究竟又能使電影在這條道路上走多遠，當然也是每一個電影人應當深度思索的問題。
3.“新生代電影中古設備收購”帶來的新困境
從十年前的“首屆華語青年影像論壇”第一次提出“電影工業從青年開始”，到去年的“青蔥計劃”正式宣佈將“為青年導演保駕護航”，十年間，隨著電影受眾群體的年輕化，電影導演和電影制作者也呈現出年輕化和跨界轉行的潮流趨勢，他們通常與作為主流的年輕受眾有著相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趣味，並擅於充分利用在其他領域業已積攢的台中餐飲設備回收人氣和互聯網新媒介技術手段，因而，更加容易捕獲年輕觀眾的心並從他們手中贏得票房，進而一躍成為瞭今日之中國電影產業的“新生代”。
然而，這些“新生代”在給電影業界帶來瞭巨大活力的同時也帶來瞭諸多令電影制作人和電影批評者焦慮的負面影響，包括對這些“新生代”電影導演專業技能層面的質疑和對“新生代電影”倫理價值方面的批判。此外，新的結構性變化也使得本就紛繁的中國電影機制問題顯得更加復雜，例如一些高票房的電影，像《小時代》，究竟是勝在電影本身還是根本無關乎電影問題?再如，一些跨界資本不斷利用各種手段制造票房假象，幾乎讓所有熱愛中國電影的人們在困惑的同時難免陷入瞭沉痛的沮喪，讓外界對電影的商業倫理產生質疑和誤區。
其實，正如對“IP”的運用本身並沒有錯一樣，“跨界”、“新生代”的到來也本應該是中國電影發展的新契機，而關鍵在於運用他們時應當遵循“適度”與“合理”的原則。所有這些電影實踐的新發展、新現象、新情況以及新問題，都需要理論批評創新去總結和闡釋，同時也倒逼電影理論批評自身的創新乃至全面創新。
三、中國電影實踐發展與理論創新
如果說過去一段時間裡中國電影發展的主要方向是盡量拓展市場規模和盡快提升發展速度的話，那麼當下中國電影則應本著“開拓創新”的原則著力於優化市場結構、保障發展質量等內質性工作，從而在放緩發展步伐的過程中有效調節當前中國電影過度商業化、娛樂化等不健康表現，進而以高品質的中國電影本身在根本上保證中國電影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迄今為止，輿論熱衷和聚焦的話題依然是中國電影產業當中一些可以量化的數據指標——無論是院線規模、銀幕數量，還是票房收入、觀影人次等等，都以不斷再創新高為驕傲。但是，在那麼多耀眼的數字背後，我們卻發現成就這樣一種“輝煌”的電影類型竟如此乏善可陳，且不說這樣的發展態勢是否有助於最終實現我們電影的“走出去戰略”，存在這樣的結構性矛盾，甚至會令加速度發展的中國電影陷入某種危機和風險。當然，這需要繼續推進差異化電影市場體系的建設，例如上海、南京等城市已經建立起來的藝術電影放映；從而在市場層面有效地保障瞭不同類型、不同風格電影的生存空間。然而，除去產業方面力爭“做大做強”的信念，“創新意識”還體現在與電影實踐相關的一系列觀念與活動當中。
1、 類型融合與類型拓展
鐘惦棐先生早就指出：電影美學的核心問題就是電影與觀眾的關系問題。2015年中國電影最令人欣慰的一點其實莫過於，那些獲得瞭良好票房成績的電影同時也贏得瞭觀眾不錯的口碑，這種現象集中體現在瞭2015年的“暑期檔”電影當中，而類型的多元化，無疑是2015年“暑期檔”如此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一方面是指去年暑期檔的排片上呈現出瞭不同題材類型和風格樣式的電影，以滿足多元化的受眾群體，例如除瞭有近年來流行的青春片《小時代 4》、《少年班》和《梔子花開》外，還有體育故事片《破風》、勵志催淚電影《滾蛋吧！腫瘤君》、奇幻電影《捉妖記》、愛情片《命中註定》、喜劇片《煎餅俠》《橫沖直撞好萊塢》、動畫電影《大聖歸來》、戰爭片《太平輪》、古裝大片《王的女人》、警匪片《烈日灼心》和藝術佳作《刺客聶隱娘》。
而另一方面，就單片而言，也不同程度地體現出類型融合的特征。像青春勵志電影《滾蛋吧！腫瘤君》在笑料十足的演員表演下深埋著悲情催淚的故事線索，其間也不乏愛情片所常見的一見鐘情、日久生情、遭遇背叛、重獲新生等橋段。此外，以奇幻劇定位、取材於中國古典神鬼小說聊齋故事的《捉妖記》同樣融合瞭喜劇片、愛情片類型和音樂劇風格，從而打造出“萬物有靈且美”這一亙古不變、跨越時空的溫情主題。還有喜劇片《煎餅俠》，影片融合瞭東北曲藝、港式無厘頭、好萊塢式喜劇等諸多元素，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時還能感受到小人物的勵志人生所帶來的溫暖和光明，從而再一次實現瞭電影娛樂人心和溫暖人心的造夢作用。
其實，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傢，中國幾千年來已經形成瞭多種多樣的民族風貌也創造出瞭多種多樣的藝術門類，並且在本土及其周邊凝聚瞭巨大的華語文化圈、儒傢文化圈、泛亞文化圈，而這些資源恰恰為中國電影多種樣態、多種類型的融合創造瞭更多的可能，同時也擴展瞭電影強國所必需的市場空間廣度和深度。例如，“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尤其是母語電影已經成為呈現國傢形象的重要文化資源，其所表達的文化訴求以及在表現少數民族精神氣質、民族文化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並且在市場化、國際化的歷史大背景下有可能在中國電影對外傳播戰略中充當領頭羊，發揮積極的作用。”此外，中國的傳統戲曲身上流淌著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血脈，相信其與電影形式的融合也一定會有利於展現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美學品格。
2、 “IP”是“末”不是“本”
豐富的文化資源以及藝術形態儲備一方面為中國電影類型的融合與拓展提供瞭可能；另一方面，這些文化資源和藝術形態本身自然也包孕著更多出色的先在“IP”，尤其是在“IP”運用日漸顯示出它在電影編劇環節得天獨厚的優越時，對各種文化知識產權的有意義提煉和加工就顯得十分必要。
電影一旦成為產業，就需要批量化的產品的不間斷支撐，而我們此時還缺乏對其中很多關鍵性環節的應對機制。最重要的，我們的認識、觀念及其方法都沒有跟上電影實踐的迅猛發展和巨大變化。眾所周知，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初年代，中國電影與中國文學相向而行、相得益彰，度過瞭一段令人難忘的“蜜月期”，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瞭各自的輝煌。但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電影與中國文學漸行漸遠，相互疏離。一方面，中國文學的創新能力似乎沒有滿足時代和讀者的需求，對中國電影的支撐能力也就相應減弱；另一方面，中國電影過於糾結、糾纏所謂“電影本體”和電影主動性，從而疏遠瞭文學，加上中國電影在走向產業化的過程中，從各個層面包括立法、政策、運行機制等都相對忽視瞭編劇環節，忽視瞭文學基礎，以至於到今天，集體性地將包括翻拍在內的“IP”當成瞭整個行業的“救命稻草”。
其實，“IP”本身並沒有原罪。但是，當我們仔細回望中國電影三十多年來、尤其是近十幾年走過的路，我們便願意以更真誠的態度和更大的熱情培育、涵養電影的文學基礎，重視電影編劇及其編劇環節，以創新、創意的作品來滿足電影產業對於批量影片的需求。翻拍、IP開發固然也是一種有效的手段，可以緩解一時之需，但畢竟隻是“末”而不是“本”。本末倒置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大傢其實也都是心知肚明。在此，我們必須更加深入、更加理性、更加富有智慧地去思考如何帶著戰略性佈局的思維去涵養、夯實、強化電影的文學基礎、編劇基礎及其編劇環節。同時，我們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呼籲的層面，而是要努力尋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論”。（這一段可以作為註釋：因此，中國電影傢協會準備聯合北京電影學院等高校，籌備成立“中國電影傢協會電影編劇教育工作委員會”，希望能夠在培育，涵養，夯實電影的文學基礎，編劇基礎及其編劇環節方面做出自己的貢獻並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需要健康有序的IP開發，但不能過度乃至完全依賴“IP”。無論如何，“IP”不是萬能的，它可以救急，但不能救世。
3、 讓媒介技術服務於電影的敘事“跨界轉型”的另一種可能
有人早就說過：高科技、新技術的發明和運用，除瞭體現在國防領域之外，受惠最大的也許莫過於現代電影的發生與發展瞭。而事實上，電影之所以能在發明120年後仍然作為“朝陽產業”欣欣向榮，也正在於電影最大限度地不斷汲取高科技、新技術的全部成果和營養。對於當下的中國電影而言，不創新發展就很難實現“彎道超車”，也很難實現從電影大國到電影強國的歷史性跨越；而對於任何一個電影人來說，不竭盡全力地更新思維方式、技術知識，被淘汰的歷史命運也是不可避免的。
同樣以2015年“暑期檔電影”為例，數字技術的運用無疑是今年暑期檔兩大高票房電影《大聖歸來》和《捉妖記》最突出的亮點。正是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技術才支撐著今年的暑期檔電影不僅滿足瞭國內觀眾的消費心理，更是具備瞭中國式大片的氣派和特質。《大聖歸來》憑借過硬的質量實現瞭口碑和票房的雙贏，而其取得的驕人戰績，主要應歸功於導演田曉鵬潛心多年的概念美術圖設計和動漫電影的核心制作技術——CG動畫制作技術。《捉妖記》的成功也同樣印證瞭技術對影片成敗的決定性作用。導演許誠毅親自對其中 CG 角色進行手稿設計，在此基礎之上，Base FX專業制作團隊又對其細節進行反復校正和修改，最終確立瞭眾多 CG 角色的形象。此外，電影本身更是實現瞭大量 CG 角色與真人同臺演出這一高難度的技術突破。
但是，正像《阿凡達》的導演卡梅隆所說，技術絕對不是電影制勝的唯一法寶，好故事才是根本。作為電影人，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特技創造出來的無論是數字角色還是特殊效果，都應該為戲服務，不能超過戲本身的表現，而且要為戲加分。其實，近幾年來，我們已經對此做出瞭頗具示范意義的嘗試，“除瞭像是在《一九四二》片中為瞭還原特定年代的建築而利用特技來力求達到‘真實再現’的目的外，中國的數字技術還被運用到不同類型的電影中，並反過來助推瞭中國電影的類型衍生和類型拓展，例如電影《風聲》就是一個將數字特技運用到諜戰片的范例，而《畫皮2》更是數字特效在魔幻電影中大放異彩的成功標桿,此舉有效規避瞭數字角色電影的高難度和高投資的風險，同時也將中國經典魔幻題材故事的精髓發揚光大，娛樂人心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以人類共通的‘人性、人情、人倫’飽含誠意地打動瞭觀眾。”[x]而影片《大聖歸來》和《捉妖記》除去頂尖的技術支撐外，最能打動人心的莫過於閃爍其中的令人倍感溫馨的人性關懷瞭。
我們都知道，中國電影可持續發展不僅需要政策扶持、資本加入，更需要內生性動力的推波助瀾，而對技術的充分、合理利用無疑有助於實現電影中最根本的敘事功能，從而使技術不僅造就瞭電影，更能成就電影。
4、 “跨界轉型”的另一種可能
電影界人士都知道，拍攝過《臉對臉，背靠背》的導演黃建新雖然最近幾年沒有親自導演過多少作品，但卻以監制身份推出瞭很多優秀的作品。可以說，黃建新導演建構瞭當下中國電影監制的新形象、新品牌——而優秀的監制正是當下中國電影最缺乏的。在筆者看來，黃建新導演作為監制比他自己作為電影再拍攝幾部作品對中國電影所作的貢獻更重要。其實筆者一直不遺餘力地提倡過去年代已經成功的導演包括一些大導演，與其多少有點違背自己內心去勉為其難地迎合娛樂化的年輕觀眾和非理性消費的電影市場，還不如嘗試做一次更有意義的“跨界轉行”，一方面，他們可以維護自身在電影業界的光輝形象，另一方面，他們也可以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年輕導演——無論是技術層面還是理論層面。
黃建新導演曾經呼籲非專業資本最好退出電影；他特別強調自己作為監制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竭盡全力地避免外界資本狂亂地幹預創作。但事實上，非專業資本不僅不會退出電影，甚至還已經利令智昏到瞭無恥、瘋狂的地步。而黃建新導演的“跨界轉行”之舉，或許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瞭抑制瘋狂資本、抵禦瘋狂資本人的積極意義。
結語：無論如何，中國電影安身立命的根基是當下豐富多彩的生活和悠久的文化傳統！中國電影理論批評安身立命的根基是當下中國電影豐富的實踐。當下中國電影與其他國傢處於同一起跑線，具有一定的後發優勢，提供瞭當今世界上最豐富、最復雜也最偉大的電影實踐；面對當下最豐富、最復雜也最偉大、最具活力的電影現象，我們應該而且必須更開放、更包容、更具建設性的的態度去面對並理論思考、理論思辨，更新我們的電影觀念，開拓我們的電影視野。最重要的是要我們要從當前中國電影的豐富實踐中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形成有中國特色的電影話語體系，建構電影理論批評的中國學派，形成建立在當下中國電影實踐基礎上的科學話語體系、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可以說，時代提供瞭一個最好的歷史契機，理應產生電影理論批評的中國學派，產生電影理論批評的大師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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